美国学者享廷顿曾在其《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中，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有力地论证了他的著名论断：落后国家不稳定的原因不在于落后，而在于现代化。
以轻微偷盗而论，有的村规民约只规定予以罚款，有的是体罚，更有出族之重处。四、当代中国法实效有失的主要原因：权威的失落 显然，我们在此进入了一个最不具确定性的棘手的因果分析领域，它直接涉及到公民为什么守法这一法学基本问题。
其次，制定法需要有严格的立法程序和技术，以保证勿因内部的不和谐乃至冲突而损害其预设功能。[14] 在全部的规则形式中，制定法最能体现人类的建构理性及人对万物的支配欲望，尽管不少学者，如哈耶克，对制定法（立法）所体现的建构理性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但自19世纪以来，制定法一直为各国法的体系之主干，并愈来愈趋向全能主义，几呈不可逆转之势。[38] ——妇女权益保障法：1995年对云南等八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检查显示，女性受教育机会和水平低于男性。对此，许多学者进行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探讨。其地缘色彩浓郁，调整范围广泛，计有自治组织事务，土地承包，建房，兴办企业，人口户籍控制，治安，教育等公益事业。
（以）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在内容正确的维度上，既存的许多民间法规则脱胎并成长于旧有的生活关系，其正当性要么明显缺乏，要么因只反映特殊主义而与普遍主义冲突。因此，两者都非常重要。
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不能采用逐渐演进的方式，而需要通过有目标的、有组织的行动建设法律体系。政治义务应该算是法哲学领域中被持续关注的核心问题。最后，杜教授强调，不能将儒家注重的和谐混同于统一，世界大同这个理想不能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统一性或同一性，而应该在团结这个意义上理解为质上有差异的统一性。学者们普遍认为重估法治和自由的关系，尤其是宪政民主的主张，不仅代表了全球和谐与法治这个主题，架起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而且也是对离开我们不久的尼尔﹒麦考密克教授的纪念。
全体会议发言人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也是各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在提问环节，有代表质问科蒂尼奥不信仰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是否还能实现共和的问题。
此外，有的学者还对在俄罗斯法律哲学上有特殊地位的圣彼得堡法哲学学派进行了介绍，有的学者则对20世纪的俄罗斯法学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中国学者对中国的人权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还有的中国学者对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所发挥的人权保障功能进行了考 察。本次大会分全体会议、专题会议、分题会议举行,全体会议10场，专题会议49场，分题会议9场。其次，给出理由具有文明化力量，真正给出理由会迫使做出决定者公开地、清楚地阐述其观点。
第一位学者以原罪的圣经故事为范式来重构现代法律概念。在他看来，该书展示了东亚法理学的多样化与宽泛性。（四）一些值得注意的议题 在本次大会的专题讨论中，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引起注意的题目，这些题目不仅带有传统的问题意识，而且也具有不少新意，了解这些内容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和了解当代世界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发展的新动向。由阿尔梅达·席尔瓦教授主持的巴西的动物权利之争这个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兴趣，他们对动物权利怎样才具有法学上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权利并非是孤立的，其意味着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又总是与特定的生活环境和价值取向关联在一起。自然法的正当理性与自然法的新主张是两篇关于自然法思想的文章，前者对格老休斯的权利理性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后者则发掘了当今国际法中自然法思想的显著发展。
从该问题出发，有关跨国对话和审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存在系统性误解;数字鸿沟和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全球范围内不平等，为平等参与设置了障碍。一致性可以视为程序法治观的最低意义上的要求，而要求公共机构做出理由能够促进公共决定之间的融贯性。
从目的角度考察，一方面，对话并非是为了转变他者，以自己的信仰来改变对方的想法，而是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指导下实现互惠互利。之后，众多学者的提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1）中国民主制度的独特性体现。在法律的定义中，实在的维度在权威性颁布和社会实效性这些因素中表现出来，理想的维度表达在道德正确性这一要素中。通过司法改革兑现对社会的承诺。应以区域性人权观为起点，让文化多样性发挥更大作用，主张人的平等。法律与全球人道主义援助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
由此，他提出了特例命题，即法律商谈是普遍的实践商谈的特例情况。还有的学者提出了通过法院实施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观点，针对这个话题有代表提出了如何认识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之间关系的问题。
因此，西方共和不是世俗的，不是独立于宗教的。给出理由的要求会迫使做出决定者为其立场寻找令人信服的论据，从而逐渐使其思维模式向公众维度转变。
第二，通常来讲，直到此种意义上的建制出现之前，我们都不得强制实施人权。二十世纪的严重不公正的案件，已足以表明种族屠杀事件的首要集体责任，让犯罪组织逍遥法外将危及国际政治并抑制建立国际法律秩序和全球伦理的前景。
7）在现代化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强调经济利益与报障和谐之间的平衡。他在发言中通过对规范法律观与事实法律观的检讨，立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提出了一种新的法律观，即实践法律观，这一概念具体包括如下六个命题：法是关系的本体，具有主体间性。在这个主题下，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人权和法治的普适性问题，以及一般法理学的定义及可能性问题。此外，在本次大会的开幕式上，大会全体代表为今年4月份刚逝世的IVR执委会主席麦考密克先生举行了默哀仪式，会议由此而显得更加庄严与凝重。
在这个限定之下，他阐释了在目前变动的世界秩序中个体权利所可能发挥的三个作用：个体权利强化了作为人而生活这个价值。中国古典规范理论主要集中在儒墨道法的思想中，中国传统法制的发展正是受这些理论的影响，从而也具备了与其它文明的法律体系迥异的特质，即中国传统法制分为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两部分，而两部分有着共同目标——实现社会和谐。
考虑此规范与特定现实条件结合后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有何影响。此外，她还就如何把跨国对话及审议引入全球治理机构的知识共同体，以及如何对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其他一些强大的全球性机构施加影响，谈了她的看法。
主要由中国学者组成的全球环境、能源与法制这个小组，面对全球环境和能源问题，对中国应采取的相应法律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因此，对某规范的正确证成可诉诸其推理前提，譬如考察其立法理由。
可见，他的立场不同于认为法律根植于社会文化，所以法律移植注定失败的特殊主义观点。而这又意味着：第一，如果对某事物存在一项人权，那么就有义务建立或维持公正、高效及可靠的机构，以监督人权的实施并保护它免受侵犯。其次，法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识别更多的政治意志，需要作为一个跨国的行动者行动起来表达其主张。总之，走向中国社会和谐的法治之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它包括了基本权的保障、权力制衡、依法行政、权利救济等重要特征。
（九）宪法与法治 分题会议中的最后一个题目是宪法和法治。最后，阿列克西指出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规则和原则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后又扼要的阐明了其他几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 一，规范评价的问题。3)如何处理网络对话中的身份确认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古尔德教授认为，人权保护超越了政府的范畴，我们应超越国家界线。解释者必须作出选择，并以合理、可接受的、可辩护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加以证成。
